党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实现这一部署，大会规定，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并要抓紧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大会把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它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因此，在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针对党的队伍中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大会还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大会还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由彭真主持修改的宪法，对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了较大修改，重新阐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和内外基本政策。新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作物大面积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档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伟大创造和改革实践，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显得更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决定》要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到1987年，在生产领域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120种减少到60种；流通领域中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从改革前的188种减少到23种。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到1987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增加到569万。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从1985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农副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这就形成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进一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全面改革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称“八六三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事业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发展。根据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此，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提高，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国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文盲，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

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党。经过这次整党，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新老干部都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并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强调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的决议，全党在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逐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方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一贯的情况。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误。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

全面改革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过1953—1980年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关系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全面推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1989年9月，党中央明确提出，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全党兴起学习高潮。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要求全党坚持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些重大决策，提高了全党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四大进一步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中央先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努力实现社会、经济、人口及环境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果断地进行宏观调控，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我国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趋势，实行“走出去”战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为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展示了光明前景。

——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中央适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逐步确立其基本框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体制以及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到2000年底，基本实现了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党中央还坚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社会稳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普遍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基础地位切实加强，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长期以来的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壮大，城乡基层的民主建设逐步加强。各级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通过精简，机构设置更趋合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1年7月，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十四届六中全会决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并作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些重大决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坚持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2年1月，中央提出继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4年以来，中央先后决定全国对口帮助西藏建设、沿海省市对口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党采取正确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巩固和发展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以裁减员额50万为主要任务的体制编制调整和改革，向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迈进，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人民利益，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开创了香港、澳门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保持了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在对台问题上，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有力地捍卫了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正确论断，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坚决打击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开展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同许多国家确立了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双边关系的原则，加快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良好形象。

——坚持党的领导，做出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通过开展“三讲”集中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党的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通过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形成了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三项工作格局。这些重大举措，有效地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增强了全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随着“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我国生产力水平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得到加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五到十年，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这就为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走过八十年的光辉历程，已发展成拥有64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社会也在党领导人民的长期奋斗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展现了民族振兴的光明前景。

八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党。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竞争日趋激烈。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党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使命。党领导人民在过去的八十年里写下了光辉篇章，也一定能够在新的世纪继续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党之所以能够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经受住严峻考验，在迈向新世纪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关键在于不断加强了自身建设，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根本保证。

面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考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更加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集中宣传一大批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努力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措施使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思想政治和宣传教育工作，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得到明显加强，保证了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决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上，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这一总目标，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中央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坚持从严治党方针，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历史经验。 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中央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各级领导层的新老合作和交替。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和整个干部队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锻炼成长，涌现出孔繁森等一批深受人民爱戴的优秀干部。这是党能够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一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成为党能够走在时代前列，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可靠保证。 根据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任务，从1998年11月开始，全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集中时间，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党中央对这次“三讲”教育高度重视，作出全面部署，进行精心指导。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认真总结经验，检查和改进工作中的不足，深入思考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战略性问题，推动“三讲”教育扎实、有序地开展，并分别到7个县(市)进行调研，指导工作。全党共有70万党政领导干部参加了“三讲”教育，其中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达2100多人。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对“三讲”教育十分关注，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仅直接听动员报告、参加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就有500万人以上。广大干部在“三讲”教育中切实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查找领导工作中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坚持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等方面有明显提高，经受了一次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锻炼。“三讲”教育中思想上、作风上的收获，不断转化成广大干部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廉洁自律、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实际行动。许多党外人士反映，共产党花这么大力量，在领导干部中进行这样认真的自我教育，显示了共产党人敢于揭露并解决自身问题的勇气和气魄。

实践证明，进行“三讲”教育，是促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效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正确决策，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和成功实践，是延安整风精神和党的“三大作风”在历史新时期的丰富和发扬。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江泽民在2000年春进一步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要求，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它是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深刻总结我们党近八十年历史经验，特别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科学结论；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后，全党进行认真学习，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底，中央进一步决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力措施，为全党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二十一世纪完成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作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努力促进改革和发展，而且考虑着怎样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在世纪之交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的世纪。

经过八十年代以来的努力奋斗，特别是经过九十年代以来的加速发展，到1995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正当全国人民为实现跨世纪的目标而奋力前进的时候，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全国各族人民陷于极大的悲痛中。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对此，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2048人，代表全国58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江泽民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大会在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大会规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为此，一定要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开拓前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大会还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些论断，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

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鹏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党的十五大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继承邓小平遗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以这次大会为标志，党进入了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全党按照十五大确定的发展部署，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面对来自经济、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很快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国际市场萎缩等因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呈下降趋势，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面对这一冲击，党中央当即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决定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并采取出口退税、打击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从多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这些对策很快见效，1997年后，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相应改善，外贸出口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度回升，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在周边许多国家因这场危机而出现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风暴承担了风险，付出了代价，作出了积极贡献。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确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稳定因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

伴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夏，我国又遇到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二亿二千三百万。面对特大洪水的袭击，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正确判断，周密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奔赴现场，同广大军民一道顽强奋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三十余万官兵参加抗洪斗争，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终于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1999年，党中央还统揽全局，针对国内外一系列突发事件，领导全国人民及时果断地进行了三项重大政治斗争:一是针对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分裂势力公开将两岸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组织全国各界开展对“两国论”的批判；二是针对少数人利用“法轮功”蛊惑人心，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及时发动社会各界揭批“法轮功”歪理邪说，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野蛮行径，开展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上述胜利的取得和一系列重大斗争的开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中央驾驭全局、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使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奋斗目标的道路上更加充满信心。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

这个构想，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是党中央经过长期酝酿，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早在1955年，党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设想，接着又提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思念之情，宣布了尊重台湾现状，争取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并建议两岸实行通航、通邮、通商，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进行交流。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并可保留军队等等。此后不久，邓小平把上述方针明确概括为“一国两制”，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后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人民一直强烈地期盼能收回这两块领土。但在长期积弱积贫的旧中国，这种愿望无法实现。到八十年代，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时机渐趋成熟。

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随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起草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原则，中国政府排除各种阻力，有条不紊地进行香港回归的准备工作。

同样本着“一国两制”原则，1987年4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国人大随后起草并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使祖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一步，而且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范例。

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时刻。在如期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五洲四海，万众瞩目，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人民终于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

1999年12月20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也如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澳门的回归，标志着在中国国土上彻底结束了外国列强的占领。这是旧中国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中，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逐渐朝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台湾当局尽早结束与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同时还多次表明:不能允许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现阶段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项主张。这一讲话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体现了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指引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大陆与台湾结束了长期隔绝局面，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利互补的局面初步形成。少数“台独”势力的分裂企图不断受到有力打击。2000年3月以来，台湾政局发生了变化。党中央继续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海峡两岸的对话和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中国共产党将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一道，坚决阻止任何制造分裂的图谋，为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