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兼论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的作用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的标志。这次会议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行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改革、实行对外开放、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经过这两个会议，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国由此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一、在徘徊中走向历史转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党内外共同强烈的意愿是尽快结束已经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稳定局势，迅速发展经济，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如何才能开辟新局面，人们的看法却很不相同。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在这个“纲”之下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又不能不触及更深层次的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面对这些重大问题，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抓纲治国”的思路，另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

“抓纲治国”的思路要求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它其实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延续。按照这种思路，揭批“四人帮”要在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内进行，只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而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的主体部分则极力维护，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许触及。沿着这条思路，就有了“两个凡是”⑴指导方针的推行。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要求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从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入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进而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两种思路的对立和交锋，不可避免地在诸多问题上表现出来。由于前一种思路一时在中央占据着主导地位，各方面的拨乱反正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当时人们最关注、最具全局影响的是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干部群众就不断以各种方式表达出这一要求，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几经拖延。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天安门事件仍未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还没有触及。这一时期，针对“四人帮”在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造成的思想混乱，理论界展开一系列讨论，以求明辨是非，但受到压制。教育、科技、文艺战线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率先拨乱反正并取得显著成效，但进展也不顺利。显然，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就不可能正本清源，迈开拨乱反正的步伐，开创新局面。

当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争论集中起来上升到思想路线层面时，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并非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是思想路线之争，其实质在于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大力倡导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下，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⑵一文发表，由此引起的讨论很快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当这篇文章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责难、批评和压制时，邓小平给予了坚决而有力的支持。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很快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羁绊，推动了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开展，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当这场讨论展开之时，中央领导层也开始酝酿实行改革开放的问题。在这方面，邓小平发挥了首要作用。复出之后，邓小平多次走出国门，仅1978年就四次出访，到过七个国家。他由此加深了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作出世界战争可以推迟的判断，看到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也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比照国际经验，他对国内城市政策、农村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三省时，反复谈到改革管理体制和对外开放问题。他明确指出：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⑶。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开幕式上致词时，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方针，要求“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⑷。

与此同时，大量代表团出国考察带回的信息也引起中央高层领导人对改革开放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思考。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务虚会，研究如何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吸收了新近出国考察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充分利用外国资金的设想。9月全国计划会议更明确地提出，经济工作要实行“三个转变”，即：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状态上来。在改革开放方针酝酿形成的过程中，这两次会议的意义在于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作了重要准备。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很多人逐渐意识到，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党的工作重点应当有所变化，这样才能把酝酿中的改革开放设想付诸实践。9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尽管还不能认为这指的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但至少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引起注意。

经过反复思考，率先提出全党工作要实行“重点转移”的是邓小平。早在1977年8月，邓小平就指出：“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⑸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⑹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多次发表谈话，提出要适时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然，这已不属于一般工作安排性质的“转移”，而是全党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重点转移”，这意味着要从根本上转变和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尽管那时邓小平还没有明确使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的词句，但这个思想已十分明确。东北之行结束后，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开幕式上致词时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⑺。这个讲话对国内形势作出了重要判断，明确指出揭批运动已应该结束，把工作重点转向“新的战斗任务”即经济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

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至迟在1978年10月已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同；政治局还决定，将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时间里，尽管存在着重重阻力，但党和国家的工作毕竟在徘徊中前进着。总的来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三个方面努力的结果：一是人民群众的作用；二是理论界和新闻舆论界的推动；三是中央高层领导人的作用。此时，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问题大都经过比较充分的争论和酝酿，各种不同意见在争论中越辩越明，不同思路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初步的改革措施已开始实施。在这种背景下，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转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二、中央工作会议的抉择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11月10日下午举行开幕会⑻，这是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此后，13日、25日又各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按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划分为六个组进行讨论。12月13日举行闭幕会，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先后讲话。闭幕会后又讨论了两天，会议实际到12月15日才结束。

中共中央何时决定召开这次工作会议，目前尚未查到确切的资料。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期间，中央已决定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了⑼。这次国务院务虚会和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1978、1979年经济计划安排和相关经济政策，而这些都需要经过党的中央全会讨论以作出最后的决定。要开好全会，按照惯例，往往要先召开工作会议进行讨论，以便统一认识，为全会的决策做好充分准备。可以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既是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的延续，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原拟以讨论经济工作为主，由于插入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而使会议的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国锋在开幕会上首先宣布了三项议题：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他提出了另一项“议题”。他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开幕会后，各组讨论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由此开始了各种观点的直面交锋，使原定20天的会议延长至36天才结束。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邓小平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倡议，使得原先只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增加了这项议题，并引发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的讨论，从而使这次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从11月11日起，各组开始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言，表示拥护中央政治局的这一决策，认为当前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中央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是适时的、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与会者畅谈了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的认识，主要的观点是：这确实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是一个根本的转折。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紧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还要超过过去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在经济上、技术上是伟大的、广泛的、艰巨的，在思想上也将有极其深刻的变化，并且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在党内，将有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的斗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我们应当认清形势，解放思想，克服僵化观念，站在这场伟大革命的前列。有的同志指出：这个转变，不是党的具体工作的着重点的通常性质的转变，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完成。

在讨论中，与会者回顾并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以资今后的借鉴。有的同志说：本来毛主席在1957年就提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1958年又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1964年又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但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整个说来，是三起三落。有的同志说：三次确定工作重点转移，三次没有坚持下来，主要是“左”的错误的干扰，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冲击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做法值得研究，搞经济建设必须用经济的方法。

有些与会者还谈了如何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有的同志说：一是全党要认真搞好宣传和学习。要像过去宣传总路线那样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要进行现代化科学知识的启蒙、学习和普及。二是要抓好整顿。要围绕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来整顿班子、整顿企业、整顿社队、整顿作风。三是要搞好经济管理的改革。经济管理问题，不改不行，乱改也不行。我们要解放思想，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许多与会者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畅谈了下一步实施工作重点转移的打算。

在讨论中，大多数与会者赞成从1979年1月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认为一定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许多人提出，工作重点转移是必要的，但是，目前还有大量的遗留问题，如：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等等。不少人表示，华国锋的讲话不能令人满意，这个讲话虽然说“要对运动中这些来不及处理完毕的问题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和妥善的解决”，也提到系统地批判林彪、“四人帮”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但回避了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有的同志明确提出：要把揭批查运动的遗留问题解决好，继续平反冤假错案，搞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很好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讨论中，也有少数同志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错的，但不是每个具体阶段都要这样提，现在根据重点转移的需要，可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纲。有人认为：搞四个现代化本身也有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分不开，两者是可以统一的。还有人认为：仍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一起抓，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议论，反映出有些同志还没有从过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中走出来，还需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二）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要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涉及如何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问题。因此，从11月11日讨论一开始，许多与会者就围绕工作重点转移，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党内外普遍关心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组都提出应尽快平反的要求。

在这些发言中，陈云于11月12日在东北组的发言影响最大。他实事求是地介绍、评价了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以及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的问题，并提出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党内部分的专案应移交中央组织部。他还指出，中央应当在适当时候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这些问题都是当时党内外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提出这些问题实际上就点明了必须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此前的“左”倾错误。陈云的发言在简报上刊登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各组发言的重点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

11月13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要求会议转入讨论两个农业文件，而由于陈云的发言，大多数与会者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却转移了。14日，《北京日报》刊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内有为因天安门事件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的内容。⑽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新华社播发的这条新闻的通稿。

陈云的带动加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鼓舞，会议的原定日程被突破了。此后几天，对农业问题的讨论和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交织在一起的。关于历史遗留问题，与会者争先恐后地发言。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要求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三是要求中央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

在讨论中，与会者初步分析了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呼吁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与会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灾难，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国家的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因此，应当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中央书记处，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的建设；应当尽快制定各种法律，保证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得以保障和实行。

与会者还要求中央表态，下决心纠正长期以来由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这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重视。11月14日，邓小平出访回国。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与会者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对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出决定。经过讨论，决定召开全体会议，由华国锋宣布这些决定。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恢复名誉⑾，并就“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作了答复。

对于与会者提出的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要求，进一步澄清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前“左”倾错误的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表示要认真听取和研究大家的意见，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做出评价，重新审查和处理，目前尚不宜匆忙做出结论。

（三）关于农业问题

按照事先安排，11月12日晚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确定第二天转入原定的第一项议程，即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预计用6天时间。⑿11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随后，分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作了说明。从11月14日开始，各组开始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纪登奎的说明。

在讨论中，与会者分析了造成农业长期落后的原因。主要观点有：第一，执行的政策太“左”，对农民卡得太死，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连自留地、家庭副业都不让农民好好经营。第二，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不够正确，对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看得过重，在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这些都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第三，在某些具体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位置上，农业投入少，而从农业和农民那里挖得太多。第四，“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在农村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农村的各级组织、各项正确政策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坏了集体经济，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第五，农村管理体制也存在问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社长不懂农业，搞“瞎指挥”，使生产队长和农民都没有经营自主权。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对于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对于如何落实农村政策，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与会者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意见。有的同志建议：目前着重把政策搞对头，调动社员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特别要坚持等价交换，实行按劳分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充分运用计划、合同制和价值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有的同志说：农业学大寨问题要很好总结经验，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有的同志说：要承认农民的自主权、所有权。在两种所有制情况下，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当前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在二三年内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农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11月16日，率先在农村实行改革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发言指出：怎样把农业搞上去？最根本的是要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当前加快农业发展的关键。

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会议准备的文件和纪登奎的说明都不满意，认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的内容不够实事求是，没有揭露农业存在的问题，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纠正过去“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因此需要修改或重写。有的同志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说，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一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

由于与会者强烈要求修改和重写两个农业文件，这样，就不可能按时结束讨论了。从11月19日开始，各组由召集人牵头，分别组成修改小组，开始修改两个农业文件。各组经过反复修改、讨论，综合大家所提意见，起草了对两个农业文件的书面修改意见。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关于讨论农业两个文件的汇报，并作了指示。11月22日，各组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后，又分别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讨论，先后写出书面修改意见，并改写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稿，上报中央。11月24日，华北组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讨论情况。

在1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在谈到农业问题时，简单地表态说：对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次会议，就是要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中各个方面的智慧，尽可能把文件搞好。新的六十条⒀，经过修改以后，大家可以带回去征求意见。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有的同志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同志主张重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如果不成熟，也可以带回去征求意见，将来再形成正式文件。总之，把这两个文件搞好，有利于统一思想，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建设。

（四）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并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但是，会议开始后，不少与会者在发言中涉及这场讨论，并对“两个凡是”的提法，以及《红旗》杂志对这场讨论不表态和中央宣传部采取压制态度，提出批评。不过，最初讨论并不热烈，因为与会者的兴奋点和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面。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话题，是在11月25日的全体会议之后。按会议要求此时应转入讨论经济问题，但会外发生的情况却使各组对真理标准问题关注起来。

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公布后，北京等城市出现一些自发的群众集会和大、小字报，在拥护中央这一决定的同时，也要求追究压制解放思想、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其中有少数人提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主张。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听取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的汇报。邓小平在汇报会上指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⒁

邓小平的谈话没有立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但很多人得知了谈话精神。随后，北京市委办公厅整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记录要点》并于11月29日印发给与会者，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正式表态。此前华国锋的讲话回避了“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邓小平的谈话则明确涉及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不能不对会议产生重大影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27日，一位同志在会上发言，表示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路线问题，不赞成已见诸多种报刊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这一发言在简报上登出后，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此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部门负责人也出来表态。他们在发言中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为自己辩护。绝大多数与会者对这种态度很不满意，纷纷发言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帮助。

从11月28日开始，围绕真理标准问题，与会者展开热烈讨论。许多与会者指出：目前出现的思想分歧说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很有必要。这一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有的同志指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已经公开化、表面化了，已经不能回避。这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就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而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有的同志提出：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要求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许多与会者还指出：我们不能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来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辩护。要把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统一起来，在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的前提下去处理遗留问题。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只能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在大多数与会者的批评帮助下，一些曾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人先后有了转变，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作了自我批评，华国锋也在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有的人还提交了书面检讨。

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这次会议上再掀高潮，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际，人们的思想尚未统一，通过争议明辨是非仍有必要。把真理标准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讨论，一方面决定了这场讨论的结局，另一方面也使得这场讨论因其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具有了更深刻的历史影响。

（五）关于改革开放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经济工作，所以，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和农业问题两个文件时，一些与会者已开始就经济工作发表意见。11月25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会议秘书组印发《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1978年11月26日草稿），并下发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国务院务虚会发言汇编第一、二、三辑。按照华国锋的布置，从27日开始，各组讨论经济计划和李先念的讲话。但由于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会议的热点，再加上讨论人事问题，冲淡了对经济工作的讨论。尽管如此，各组还是断断续续地讨论了经济工作。

在讨论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许多与会者批评了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于求成倾向，提出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再不要重犯1958年一哄而起的错误，希望在今后两三年内把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调整过来。有的同志说：随着工作重点转移，搞四个现代化，还有很多思想问题要解决：一是急于求成，什么都要引进；二是因循守旧，受旧习惯势力的束缚；三是小生产的经营思想，搞小而全，大而全；四是心有余悸，不敢冲破禁区，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这些问题，都联系上层建筑的革命问题，希望中央能领导大家给予解决。一些与会者提出：经济工作必须采用经济手段才行，过去用政治运动方式搞经济是不成功的，教训是惨痛的。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分析，与会者建议明后两年中央要抓经济调整工作，搞好综合平衡，理顺比例关系，保持适当发展速度，使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

与会者的呼吁，引起中央的重视。根据这些意见，国务院开始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修改，从而开始了对两年来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倾向的初步纠正。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奠定了基础。

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时，许多与会者都赞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少与会者提议：要改变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做法，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速度。有的与会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面的法律，鼓励外商与我们合办企业。对于改革的内容，与会者普遍认为，主要是改革从苏联学来的和自己土造的那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

为了使与会者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经验，有关部门整理了一些资料。会上，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材料，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这次会议使会前关于改革开放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其深度和广度比起政治和思想领域来说相对要弱一些。

（六）关于组织问题

在会前拟定的议题中并无组织人事问题，随着与会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个别中央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的错误，人们自然想到了人事调整问题。

在11月25日第三次全体会议后的讨论中，许多与会者提出必须解决好中央领导机构这个关键问题，包括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人事问题。这些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一是汪东兴应辞去各项兼职；二是对其他三位受到批评的政治局委员提出处理意见；三是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任常委、副主席；四是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进入中央政治局；五是胡乔木调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或中央宣传部部长，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层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鉴于与会者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错误上面，邓小平及时予以引导。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邓小平说：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⒂12月1日，邓小平、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南组、东北组召集人谈话。邓小平再次指出：对于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⒃

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在以后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赞成只加人、不减人的方针，各组提名的人选也相对集中起来。中央政治局认真研究了各组的意见。12月10日晚，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各组，传达华国锋的指示，要各组进一步酝酿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问题。11日，各组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进政治局，陈云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意增补习仲勋、王任重、周惠、韩光、宋任穷、胡乔木、陈再道、黄克诚、黄火青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

12月11日，会议秘书组还印发了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请示报告》及《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12日，各组讨论了《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在作个别增补后，基本上同意了这个名单。

（七）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出现的新情况表明，在历史转折的前夜，仍有许多思想认识问题需要澄清，需要引导和统一。历史遗留问题固然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不然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是，如果纠缠下去，势必影响工作重点转移，影响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这些新情况引起邓小平的思考，一个新的方针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明确，这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目的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方针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在闭幕会的讲话中，这篇讲话与会议取得的成果直接相关，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

邓小平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倡议者。1978年10月，他布置起草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也以工作重点转移为主题。11月14日，邓小平出访返京时，中央工作会议已开幕5天。在了解会内会外发生的情况后，他对原先的设想做了重要调整。邓小平于11月底亲笔拟出讲话提纲，其着重点已不是一般地谈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而是有针对性地说明如何尽快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反映了形势的发展和邓小平思考的深化。在闭幕会上，邓小平说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着重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⒄

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引导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和方向，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充分体现了这个时期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思考。这篇讲话的重要意义，在于抓住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从而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再发表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起了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在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摆脱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把原定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为全局性拨乱反正作准备的会议。会议明确了此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决策，提供了最佳方案。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18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开幕会。⒅

华国锋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讲了话。他说：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他还说：在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开了36天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200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经过到会同志的充分讨论，一致赞同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和过去运动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功过是非；修改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原则上确定了明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建议。会议中间，同志们对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和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为开好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他最后说：当前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各地区各部门都有大量工作亟待去做。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所以，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这次三中全会只开5天，希望到会同志集中精力，把会议开好，完成这次全会预定的任务。

由于会期较短，开幕会后，各组采取了集中时间阅读文件的办法。随后，各组进行了讨论。分组讨论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以发言等形式向未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情况；二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发表意见，对全会要增补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发表意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表意见；三是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工作重点转移、“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康生的错误等问题发表意见。还有一项内容，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提出修改意见。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赞扬几天前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认为会议真正恢复和发扬了毛泽东生前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始至终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相信中央工作会议的好会风，定能在三中全会上发扬光大，使这次全会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取得更大的成果。

与会者讨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业问题两个文件、1979和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并建议以中央全会的名义作出郑重的决定。对农业问题两个文件，不少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讨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时，各组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并建议增加王建安为候选人。

12月22日，各组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1日稿）。公报此前经过三次修改，终于在全会闭幕的最后一天，送到与会者的手中。与会者经过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12月22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会，由华国锋主持。主要有以下几项议程：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确定这两个文件先传达到县级，广泛征求意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定稿后，由中央正式发文件。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这个文件由国务院正式下达，并确定传达范围。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央政治局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再作些修改，然后在12月24日发表。

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女）、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等11人为副书记，并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委员85人。

宣布选举结果后，陈云发表了讲话。最后，华国锋讲话，并宣布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全会，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长期危害党和国家的“左”倾理论观点，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左”倾错误的全面纠正，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完成了中共十一大未能实现的历史转折的任务。

全会的历史功绩，在于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相应地作出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具体体现在：第一，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强调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公开树起改革开放的旗帜。第三，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重大事件和遗留问题，强调了平反冤假错案、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第四，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五，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加强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⒆。

十一届三中全会能成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一次关键会议，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文化大革命”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造成人们的思想僵化，冤狱遍地，国民经济停滞，人民的生活水平多年没有改善甚至下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令党和人民震惊，也使党和人民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深刻地反思和总结。正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正是针对过去的墨守成规和封闭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

第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通过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澄清了许多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开始从“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第三，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和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会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的批评，都能把意见摆在桌面上。对犯有错误的中央领导同志，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有时是面对面地开展批评。会议对发言不定框框、不加限制，言责自负，记录定稿就登简报。中央政治局不但鼓励大家大胆地发表意见，而且及时地解决大家提出的问题。对与会者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以前遗留的某些历史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即开会研究，及时作出决定，并在会上宣布。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民主的精神，对于全党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恢复和发展党的生机和活力，推进党的事业向前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第四，中央政治局集思广益，善于集中正确意见。如，中央政治局收到西北组提出的关于组织、人事等方面的书面建议后，立即在简报上登载。随后，中南组、华北组等五个组相继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书面建议。中央政治局采纳各组的正确意见，经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妥善地解决了人事变动和安排问题，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关于撤销中央专案机构的问题，不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决定，而且在全会期间就召开了关于移交专案材料的会议。

第五，老一辈革命家在会上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在讲话中就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和勤奋学习、解放思想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陈云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就经济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特别是邓小平，对把握两个会议的进程和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当时虽然不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在关键时刻，他对推动这次转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他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重大议题；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邓小平的讲话成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⒇。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核心地位的确定，是后来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大胆进行改革开放的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正是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再造中华辉煌。(21)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⑴正式的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见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在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写成的，1978年5月10日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理论动态》上，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

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0页。

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6页。

⑸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187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6―97页。

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5页。

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会议，邓小平副主席因出国访问未到会。当时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应出席会议的人数为219人，实际到会200人。

⑼据邓力群1978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学说：国务院务虚会的文件，主要的就是李先念副主席的总结发言。“华国锋主席说，这个文件也将是十一月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文件。”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期。另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8年10月13日，邓小平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对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检查验收的意见向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我看大体可以，建议近日（我不参加）在军委常委会议（有在京的各大军区同志参加）上讨论一次，修改后提到中央工作会议再议一次，然后决定发出。”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01页。这两份资料都提到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⑽这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

⑾华国锋在11月25日全体会议上只讲了八个问题，在12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的定稿本中，华国锋讲的八个问题增加为九个，其中第二条为：“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一九七五年发的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号文件，一九七六年发的二、三、四、五、六、八、十、十一号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其余序号顺延。

⑿在此之前，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已印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

⒀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35页。

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41页。

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45页。

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选编》时，定篇名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⒅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会议。实到会人数284人，其中，中央委员164人，候补中央委员111人，列席9人。

⒆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讨论决定了人事任免事项：（一）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免去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任命胡乔木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其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商业部部长职务。（二）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三）任命冯文彬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四）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这些人事安排，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

⒇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21)文严：《伟大转折的历史见证》，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

(22)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